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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管理智慧的“九阳神功”
    时间:2012-03-06
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把它看作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工具,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不可以死搬教条,更不可拘泥于古文原典在当时所表达的语义和情境,企业管理者必须要能够“借用”其观点、思路、方法和概念,活学活用,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笔者的国学管理智慧大课堂就将“君主”引申为老板;将“治国”引申为经营企业、品牌管理;将“诸侯”引申为经营管理者;将“民心”引申为消费者心智;把“亡国”引申为破产、倒闭或失败......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的“强国”和“求富”企业,以及稍后秉持“实业救国”理念的民族资本发展,是商人和商业社会地位提升的开端。改革开放近30年来,创富则成了多数国人最为认可的人生追求。企业大量需求的管理、营销、人力、法律等商务人才不断升温,而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却多呈门前冷落鞍马稀之态。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有了一定累积,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有了很大恢复,人们自然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根。当前的国学与商道热,可能有四个原因:受东方管理学派影响,有些人要自立门户;管理学很重要,向西方学习有必要,但不能完全走西化道路,应该不断创新;社会的需求以及利益驱动。

昨天还在向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以及约翰·科特(JOHNKOTTER)这样的西方管理大师求取真经,今天,《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国学经典已经摆在了很多企业家的案头。形形色色的总裁国学班更是身价不菲,学费动辄以万计。从历史的烟尘中走来的国学,似乎突然又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著名国学企管专家谭小芳女士表示,国学受到管理者追捧,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发掘传统、古为今用,提升企业文化竞争力,避免恶性竞争的需要。二是西方管理理论的“水土不服”,使得中国的管理者转而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管理思想。基于广泛的社会需求以及巨额利益的驱动,大量机构提供国学方面的培训或教育,声称要培养不仅拥有财富,而且具有一定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的“新儒商”,这也大大促进了国学的热潮。

著名国学管理专家谭小芳老师表示,历史真的很有意思,近一百年以来,国学——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猛烈的冲击,先是五四运动,后是文化大革命,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在西方“绿色文明”面前,作为“黄色文明”的国学遭到批判。然而进入本世纪以来的短短几年,一股“国学热”正悄然兴起。“乘飞机,听国学”成为企业领导和成功人士的风尚。这难道是企业家在赶时髦?实则不是!这是需要!

培训充电就好像补充营养的进餐,目前市场上推出的各种培训就像各种大餐,怎样才能吃得更好?那就需要对这些大餐有深入的了解。从培训市场来看,随着“国学热”在我国的掀起,一时间,各种“总裁国学班”顺势而生。与此同时,进入中国十多年的MBA课程以及以西方管理学为基础的高管人员进修课程也是蓬勃发展,拥有最多“粉丝”。此外,一两天的短期大课也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人常说,中餐注重营养,西餐讲究吃法。“总裁国学班”更多宣扬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感悟企业文化与管理的战略思维,就像高管培训中的“中餐”;而以西方管理学为基础的MBA/EMBA核心课程班或高管课程,更多侧重于实际管理流程与技巧及经验的传播,颇具“西餐”的精髓。而目前不少企业在选择中高层管理培训时,仍存在盲目追随热点课程,急功近利,希望听某某“大师”一两天所谓管理课,吃管理培训“快餐”的现象。

相对于国学重“道”,MBA/EMBA显然重“术”,回顾MBA/EMBA之类管理培训在中国红火走过的十几年,它切合了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下迫切需要向西方学习管理经验的心理与现实。虽然现在关注度有所下降,但是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始终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实际上,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了中国市场,他们十分注意吸收中国文化,企业管理者对中国的国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说国学告诉你的是企业发展的方向,那么来自西方的管理培训告诉你的是要走这个方向必须具有的技能与经验。

经济全球化在给企业提供机会的同时,也给企业管理者提出一些难题。国学重“道”,侧重提升道德和管理智慧;西方管理重“术”,侧重于管理技能与经验。光有“道”会陷于空谈,光有“术”会陷于琐碎,“道”“术”的结合成为一些企业管理者学习和充电的最佳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企业管理者即使在学了MBA或EMBA之后,依然会再参加“国学班”,既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也希望在企业建立一种和谐文化。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作为现代商业社会的后发力量,是奉西方企业为师、以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为教科书的。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公司治理中存在一些问题,国内商界在反思西方公司治理不足的同时,也力图求助于传统文化,尝试从东方传统智慧中求解现代企业管理之道,中国式管理、国学与管理的关系再度成为管理学者和企业家们思索的命题。

所谓的国学管理,其实是根据中国企业的特点,对西方那一套管理方法的补充。西方管理方法制度严密,负责的是科学的那一部分,而中国国学讲究人情,则负担着管理中艺术的那一部分,即如何让管理更顺畅地进行,更适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在《世界经理人》所进行的调查中,有80.6%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企业管理上,国学与西学应该兼收并蓄。另有30.2%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学管理只适合务虚,务实层面还是要靠西方管理。

国学热的出现是一件好事,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自身精神追求的一种向往。人们希望通过在传统国学中追求一种精神的安慰,具体就是期望对于世界观、人伦关系、性格志向以及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能够提供一种文化的力量。”中华道统文化的流传历经千年洗礼,其间包含了诸多博大精深的管理哲学。在笔者看来,国学绝不是纯理论形态的单一伦理道德,而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每个人的世界观,做人做事、对待家人的准则,以及生活哲学等。

在与企业家的交流中,我曾经多次问过他们:你们学了MBA,学了大量的西方管理学知识,为什么还要来学国学?他们总是回答:国学跟西方管理学不同,国学里面有很好的东西。这样说很对。国学与西学,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国管理和西方管理,就好比是一个人的左右脑、一个人的两条腿。西学是左脑,我们企业家往往左脑太发达了,右脑还没有开发。左脑管的是右腿,也就是右腿太粗了,左腿太细了,走路就不稳!学了国学,左右脑都发达了,两条腿都粗了,走路就稳了,便能走很远的路。

著名国学企管专家谭小芳女士了解到,习近平同志于2009年5月13日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题为《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演说中指出:“领导干部多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可以提高人文素质,增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国学”是个宽泛的名词,但是不论你如何分类,都会把儒家与道家列为重点。儒家的代表是孔子与孟子,道家呢?自然是老子与庄子了。这四位古人最主要的身份是哲学家。哲学家的文章有三点特色,就是:澄清概念、设定判准、建构系统。譬如,孔子一再回答学生问“仁”,孟子多次说明“心之四端”,老子对“道”加以描述,庄子由各种角度形容“游”与“化”,这些概念都是他们各自的心得,用以掌握生命的真实本质……谭老师强调:国学对现代人的意义,不就是要归结为“价值观”的塑造与补强吗?简单说来,学习儒家与道家之后,如果在言行上没有任何改变,那就不能算是学过了。

时下,企业的培训中,国学大行其道,但我建议企业还是先有鉴别力再参加学国学培训。否则,以农业社会的思想来管理现代工业企业。那么我们企业也可能重蹈“北洋舰队”的覆覆辙的。不过,就现实而言,我相信这种担心是忌人忧天了。多年来的国学管理培训经历,笔者感叹——目前中小民营企业家的队伍很庞大,但他们究竟需要什么,在想什么,在困惑什么,这应该是培训学院、专家讲师要想到的事。比如,对于学习“国学”的积极意义,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很认同。我就了解到一些企业家学员表示,企业家充电是很好的,但关键还是要务实,接受企业生存“技能”方面的培训还是比较实用的。

几日前,还有位总裁班的学员问我:谭老师,究竟什么是国学?什么是国学管理?我笑答曰:众所周知,当今胡、温新政有些儒化,政府和谐治理讲究中道。国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应当身体力行,所以才不应当仅仅是哲学,思想。国学是四书五经,是二十四史,是唐诗宋词,是红楼梦和三国,是老庄,是禅机,是数不尽的古代文献,当然也是贯穿在其中的精神。

国学,指以释道儒三家学问为主干、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武术菜肴民俗婚丧礼仪等等为枝叶的传统中国文化体系。整个二十世纪,是国学的空前(但愿不是“绝后”)灾难时期,因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入侵,加上国内知识界人士的全盘西化努力(配合着“打倒孔家店之类”的口号),还有反右、文革的再摧残,使国学已趋于衰亡。在西方文化的极端疯狂发展已使人类吃尽老天报应之苦头的今天,全人类精神痛苦剧烈、人为灾难深重,在这种前提下,重振东方文化、使之产生挽救人类、避免整体灭亡的重要作用,这已成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要求。

国学乃智慧之源泉,一朝掬饮,终身受用。承载先贤之智,传承国学实为神圣之使命。得大师亲传,问道天下,可感悟国学之博大精深,可感知至广大而尽精微的万物妙道,可体悟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为人之道,可实践经世致用的济事之道,可修为兼济天下之大德,更可练达成就事业之博大胸怀。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女士十余载求学问道,发源于北大百年学府之深厚底蕴,蓬勃于千年文明之智识,以“融通百家心性,传承国学”为宗旨,汇聚四海之友,结缘五方之士,遍天下桃李万人,成当代国学之塾之最也。

国学的精髓就在于太极、两仪、四象、五行、八卦、无极,它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大系统,它强调的是变化和变化的规律;而管理实际上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国学在企业中的运用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心智教化,即对管理者和员工的教化。管理的实质其实不是管别人,而是管自己;管自己实际上是管心,只有修己,才能安人;人心正了,人心齐了,企业就管好了。第二是指导具体操作环节。管理的环节包括生产、营销、人力资源、研发、财务、物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用国学的思维来管理,比如人力资源管理,可以用“五行人格”、“八卦人格”为标准来识人、用人。第三是帮助预测和决策。大量的实践证明,企业的决策是不能单纯以数据分析为依据的,“哪怕是国外著名的咨询公司所做出的分析数据,也不可能完全照用”。决策当然需要一些数据基础,但是最重要的是决策那一瞬间的判断,这一瞬间的判断包括企业家的直觉和灵感。直觉和灵感不是凭空产生的,只有靠不断的修行、掌握国学功夫。国学修行能够触发智慧的“引爆点”,激发人的潜能,有助于在关键时刻形成正确的决断。

国学虽然依托中国千年历史而生,但最早被用于企业管理,却是在国土之外。有人曾对日本的发展进行过研究,并认为其管理现代化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在对东方文化的应用。这种东方文化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被誉为“经营之神”的著名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其管理哲学就来源于中国的《易经》,他把“生生之谓易”的哲理运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得松下电器在世界最大工业公司中排名迅速上升。同在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也深受中国国学的影响和熏陶。

据我所知,当前在中国,推崇国学的企业家不在少数:张瑞敏曾称自己有三位老师―老子、孙子以及孔子;皇明集团的掌舵者黄鸣在网上开了3个博客和2个专栏,在全国各地的媒体面前亮相,四处宣讲传播孔子和《论语》;汇通汇利董事长胡小林在企业中落实推广《弟子规》,按照《弟子规》来管理经营企业;方太厨具的创始人之一茅忠群对各派思想兼收并蓄,并将其形成一系列制度……国内企业界的“国学热”像是擦亮了一颗蒙尘多年的明珠,但是如何借助这颗明珠的光亮为企业管理锦上添花,如何避免认识以及应用上的误区,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很多企业高管在接触到国学管理后非常感慨,蒙牛集团老总牛根生在听了国学关于“无极”、“归零”的思想后,深有感触地说:“实际上我是从‘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企业家)。再从‘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就是‘归零。”之后,牛根生捐出他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用于奖励为企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员工。可以想象,在企业家这样的心胸之下,企业员工的创造力将受到多大的激发,而企业的发展则必然有着无限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牛根生的“归零”是自愿的“失”,他由此得到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责任,实现了不战而胜,无为而治。具体说来,谭小芳老师认为,国学管理智慧主要有如下九点启发,简称为国学管理智慧的“九阳神功”——

1、国学与企业诚信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诚,信也。”又说:“信,诚也。”二者的意思完全一样。在中国古代,最早将“诚”与“信”连用的是春秋时代齐国名相管仲。他提出:“中情信诚则名誉美矣”(《管子·形势解》);“贤者诚信以仁之”(《管子·势》);明确提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认为诚信是凝聚人心、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精神基础。

笔者记得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马英九讲过一句话,“人笨拙点可以慢慢教育、但是人品有问题就是诚信的问题”由此而见,政治家将人品视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同样也要求我们企业界的朋友在管理进程中,要慢慢去树立自己的职业道德、树立自己的人格魅力、树立自己的行业价值观。企业的经营智慧,不是小花招,而是大胸怀。足球假摔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凡是观看的都一清二楚,裁判也会掏牌,如果太过分,直接红牌罚下场。楼市、房价可以不降,但别愚弄老百姓,也玩假摔这一套。要涨就涨,要降就降,光明磊落,在市场面前没有什么可装的。

人们为何抛弃诚信,为人处理诚信始,商诚则兴,商奸则衰,治国理政以诚信为本,人类发展史的重要课题,诚信归来,路在何方,谁来拯求诚信危机?笔者与您分享一个《论语》里面的经典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个条件了。孔子回答,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子贡说:老师,三条太多了,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条,你去掉什么?孔子说:去兵。子贡说:老师,如果还要去掉一个,你去掉哪一条?孔子说: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是孔子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经典论述,社会、家庭无不如此,而应用到企业之上,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0多年前,孟子就说过“得民心者得天下”。企业家的经营智慧在于,是市场逼着你降价,而后被老百姓唾弃,还是主动让利老百姓,赢得市场的民心?地产老总们,你们必须做出决策。毛主席用一生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深情的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当绝大多数的房地产企业背离人民愿望的时候,有没有企业家敢于站出来,创建老百姓买得起的房子呢?楼市假摔,摔得是企业家的良知,市场愤怒了,必将掏红牌。

人无诚信不立,家无诚信不和,业无诚信不兴,国无诚信不宁。晋商纵横世界商业50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商帮,靠得是“诚信”经营理念。晋商首先讲的是做人,而后才是做商。商人如果没有道德,制度没有任何用处。晋商丰德票号遭受国外势力压迫频临破产时,为给储户兑现,大义凛然,把积攒了13代的财富拿出来,真正震撼、感动了中国人。

企业管理哲学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的基础,企业管理哲学是指企业在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中要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并以此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是企业确立价值观必须纳入的内容。当前中国企业一个突出问题便是诚信缺失。企业“诚信”缺失危害很大,甚至是许多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因为诚信缺失,致使企业品牌一夜倒塌。作为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三鹿和如今的双汇就是最好的明证。

伟大的商业游戏需要伟大的诚信,伟大的诚信造就伟大的商业和商人。做人和经商的最高理念、最高规则、最高能力和最高境界是坚持诚信,是至诚至信。做大做强企业的成功法则和制胜之道,也是如此。企业管理哲学、企业信用、企业形象是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企业都把提升企业管理哲学、企业信用、企业形象视为扩大企业财富、增值无形资产的投资行为。实践证明:企业信用、企业形象工程是促进企业经济增长和精神文明的有效手段。

诚信伦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企业的道德基础。在企业价值观的塑造中,“诚”是企业聚心之魂,“信”是企业立足之本,诚信理念是中国化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也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我国古有“无信不立”之说,《论语》中孔子说:“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企业道德经营的必备要义。儒家常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先决条件就是诚信。

可以说,一个人的人品如何直接决定了这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而在与人品相关的各种因素之中,诚信又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微软公司在用人时非常强调诚信,我们只雇佣那些最值得信赖的人。去年,当微软列出对员工期望的“核心价值观”时,诚信(honestyandintegrity)被列为一位。甚至可以说,诚信是大多数企业对员工最基本的要求。一些企业根本不会去雇用没有诚信的人。如果一个员工发生了严重诚信的问题,他会被立刻解雇。

2、国学与知人善任

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唯有知人,才能明智用人。《老子》第三十三章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重要,但知人要在“自知者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知人者智”。要自知,必须“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第七十二章),即有自知之明,无固执之弊;有自爱之心,无居功之傲。只有这样的人,才堪称伯乐,才能完成识人的重任;不去标榜那些争名夺利的“贤者”,免得助长人们争夺功名的恶习。知人要按照这样的观点,才能使真正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在关于什么是人才的问题上,老子提出了“善救人”的观点。“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第二十七章),这就是说,一个好的领导者,善于发现被用者的长处和优点,这样世上就没有遭遗弃的废人。

谭老师认为,这是一个极具价值的观点。首先,它告诉我们,人才的外延极为宽泛;其次,它揭示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道理,用人应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第三,它告诉领导者,世上无不可用之人,只有未被发现的人才和不会用人的人。

3、国学与人本管理

儒学作为古代的治国理论与西方的现代管理显然是不同的,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立论、宗旨、方法和目标,但是作为管理的理论,也有许多共通的原则和规律。“以人为本”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它始终关注的是人,重视人的现实价值、现实的生活状况和心灵的慰藉,进而关注社会是否和谐。西方现代管理学研究的重心,是如何调动和激励职工的积极性、认识人类行为的内驱力,从而为资产所有者赢得更大的利润。

谭小芳老师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量引进了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在一些企业中运用行为学理论。把“物质刺激”当作唯一的激励手段,奖金挂帅,金钱挂帅,忽视思想教育,忽视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使人的物质欲望无限膨胀,导致人的行为非道德化,陷入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个人主义深渊,破坏了个人心理的平衡,从而危害着团体和社会的和谐与平衡;从管理学的角度看,管理者、被管理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是调动其积极性,提高管理效益的关键。

4、国学与员工道德

《弟子规》是儒家的一本经典读物,最近不少企业在学习,我也接触过很多老板,他们都希望能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宣讲,引导员工形成“忠诚、敬业”的道德品质。但正如我跟很多企业老板说的一样,企业老板自己是否也在学,自己是否在亲自讲,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否真的按照《弟子规》的要求在做?

当这些问题问下去后,很多老板都回答,“没时间,做不到”。那我就很怀疑我们的很多企业,在推行这种道德教育的初衷,让员工都成为“知书达理的好员工”,当然可以便于管理,但如果不是老板和领导亲自带头学习、以身作则,我认为企业很难真正地树立道德准则。

所以,谭老师建议我们的企业家与企业员工都应该读读《弟子规》。《弟子规》1080个字,本是童蒙养正宝典,看似一本不显眼的小书,实际上里面蕴含着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大智慧。管理最难的是人心。尽管寻求专业团队支撑是一种途径,但内部培训才是发展的真正造血机制。

在工作实践中,谭老师发现,《论语》、《弟子规》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人的修身处方面体现得更为精妙。“芳华于内,恭必于外,致和于中,谓之华必和,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弟子规》这本典籍中强调“孝悌”、“忠诚”,不夸张地说,谭老师也带动了一批企业家寻找这样的方式缓解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矛盾。

5、国学与低调领导力

通俗地讲——能量越小,守弱,事物越稳定。《老子》书中很多地方谈到这一点,强调要自觉置身于柔弱的地位,处事要低调,办事要节俭。柔弱胜刚强。第六十六章讲,“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后之”;可以说,世界上的事物都包含一点,能量越小,守弱,事物越稳定。材料是如此,世界上天然材料的结构中,特别是生物体的材料结构,都是最节省的。最典型的是蜜蜂窝,六角形,是最省材料的结构。信息也是如此,在自然界,信息的储存与传递,消耗最少的能量与材料,得到最大的信息量。

在企业界来说,低调就很有必要。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巴达拉克的新著《沉静领导》,在2003年初登陆中国企业界。它在国外被命名为“第五级经理人”,而国内则把它命名为“沉静领导”。从上世纪80年代的艾科卡到90年代的韦尔奇,人们坚信:外向、张扬是优秀企业家的必备特征;而同样从80年代的比尔?盖茨到90年代的郭士纳,人们更加坚信:冒险、传奇才应该是优秀创业家的必备经历。谁能真正成功?是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沉静领导”,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内向、低调、坚韧、平和,甚至动机混杂。归纳起来,沉静领导具有3大品格特征:低调、克制、谦虚和执着。低调、沉静的领导之道,与我们传统的东方处事哲学很相近,令国内企业管理者所思:这是不是管理思想的返璞归真。

低调——不是简单的领导方法或模式,而是一种领导风格。绝大多数的艰巨问题,往往是那些不引人注目、远离镁光灯的人,通过他们谨慎小心、深思熟虑、小而踏实的行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2003年中国诸多企业CEO们的做事风格和对著名企业的观察来看,企业比以前更理性,更“沉寂”了。张瑞敏、倪润峰们在各大传媒上主动的露面越来越少,而企业练内功的势头越来越猛。

这方面,华为老总任正非是典型的案例。他以不接受媒体采访、不上电视而著称,在当今的企业家中可谓异类。我得知有次《南风窗》杂志曾经从华为内刊上转载过一篇任正非的文章,虽然读者反响很好,但任正非并不高兴,而是要求公司法律事务部跟《南风窗》交涉,并批示退回了杂志社寄去的稿费。我们发现——张瑞敏、倪润峰们在各大传媒上主动的露面越来越少,而企业练内功的势头越来越猛。这难道只是巧合?

在笔者看来,低调做人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一种品格,一种智慧,一种谋略,一种胸襟。低调做人就是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世间的一切。低调做人,更容易被人接受。一个人应该和周围的环境相适应,适者生存。曲高者,和必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浮于众,众必毁之。甚至可以说——低调做人是一个人成就大事的最起码的前提。

6、国学与制度规范

“经济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欧洲有欧洲的管理模式,美国有美国的管理模式,日本有日本的管理模式,中国在若干年后要成为发达国家,一定也要有自己的管理模式,我觉得儒学完全可以与实践管理相结合,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且要中西合璧。也即是前面的标题——以礼治企”。

孔子将古人祭祀礼仪中的“礼”从宗教范畴推广成为人文世界的行为规范。“礼”不仅是等级社会的外在形式,而且与人的内在理性结合在一起,使“礼”的实践成为人的内发行为,达到自我控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茅忠群在感性的“仁爱”基础之上,推行理性的“礼”,即为管理的规范与制度。

谭小芳老师认为,儒学作为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学派,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运用到国家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曾取得卓越的管理成效,深受儒学影响的国人,从思想上具备认同的基础,笔者强调说可以治理国家的思想,肯定是可以管理企业的。

7、国学与领导放权

《老子》第十七章中有这样的话:“太上,不知有之”。意思是说,最好的领导者,因为善于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常常使人感不到他的存在。美国哈林·克里夫兰著的《未来的行政首脑》一书的中文扉页上,写着《老子》第十七章中的话:“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克里夫兰把这句话解释为:好的领导者说话不多,当属下把工作任务完成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我自己干的”。这里向我们揭示的是领导者集权与分权的辩证法。领导者要善于集权,这主要表现为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善于当机立断,不为纷纭的议论所干扰;领导者又必须善于分权,对于决策的执行过程,领导人没有必要频频过问,要给属下充分的自由度,让他们尽情地施展才能,以保持他们高涨的工作积极性。

谭老师了解到,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人、经理威廉.杜兰特在创业成功后,转而用带有强烈个人专权色彩的办法治理公司,又使公司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斯隆接管了这家公司之后,一反杜兰特的做法,实行分权制,把公司的一部分权力分授给下属,但把有些大权仍揽在自己手里,通过协调做到了集权与分权的和谐,使通用汽车公司又兴盛起来。

8、仁爱思想

孔子对“仁”的标准要求很高,一个人很难兼具以上五点,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更是难以做到全善,但是,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我们只要向着这五个方面去努力,就一定会对自己的管理、营销工作,甚至是生活、处事有莫大的助益。笔者对20几位全球知名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做过研究比较,发现他们每个人身上至少拥有“仁者五行”中的两点特质。其实,两千多年前的智慧,完全可以启迪今天的我们走向成功。传统文化里讲爱讲得最好的是儒家,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仁爱。孔子的贡献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仁”这个概念,仁爱是儒家给中华文化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儒家的“仁”包括三个内容:亲亲之爱,忠恕之道,恻隐之心。

什么叫亲亲之爱?第一个“亲”是动词亲爱,第二个“亲”是名词亲人,亲亲之爱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子女爱父母叫孝,爱兄弟姐妹叫悌,父母爱子女叫慈,这是对等相爱。然后顺序延伸,往上父母的父母也要爱,一直爱上去爱到老祖宗炎黄;往下延伸爱到子子孙孙。然后横向,同样对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以及相当于兄弟姐妹的乡亲、同学、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也要爱,结果是什么?让全世界充满爱。

第二个内容叫忠恕之道。忠者,心无二心,待人忠心。恕者,推己及人,如人之心。忠是孔子从积极方面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飞黄腾达,也尽力帮别人飞黄腾达,这是一种做人做事的高标准。恕是从消极的方面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受的罪也不让别人受,这是做人的底线。

高调和底线哪个更重要?底线,只要大家守住,社会就和谐多了。所以不要再唱高调了,唱高调多数人做不到,结果必定是伪善。守住底线倒很容易,今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刻在联合国大厦。2003年开了一个世界宗教大会,各教派领袖达成两点共识,第一,把人当人,第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思想成为全人类共识,这难道不是人类共同价值吗?

第三个内容叫恻隐之心,不忍心看见一个人甚至一个动物受到无辜的伤害,是同情之心,这也是做人的底线,但不幸的是,现在很多人都突破了这个底线。亲亲之爱,忠恕之道,恻隐之心构成了儒家仁爱思想的全部,我认为这些完全可以继承,它符合共同人性和人类的共同价值。

9、国学与品牌经营

孔子讲:“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篇第九》)可以在一起学习的人,未必能一起学到“道”;能够学到“道”的人,未必能一起坚守“道”;能够一起坚守“道”的人,未必能够一起通达权变。古诗说:“唐棣树开花,摇摆着先开后合,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住处相隔太遥远了。”这是没有真正的想念啊,如果真的想念,那还有什么遥远不遥远的呢?

在此,孔夫子阐述了学习“道”的六个层次:一是要学习“道”;二是要把“道”真正的学到手;三是要能坚守“道”;四是要能灵活的运用“道”,并且要能够随机应变;五是要心里常想着“道”,使“道”深入人心,因为“道”并不遥远,它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六是要学以致用“道”,而不是将“道”只停留在口头上。因此,只要我们遵循“简易、变易和不易”的《易经》文化精神,才能够将其发扬光大,只有坚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篇第九》)的态度,即不凭空猜测臆想,不绝对肯定,不固执拘泥,不自以为是,才能够将传统文化活学活用到现代品牌创建中来,才能够将国学真正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并领先于世界的品牌经营理论与方法。

总之,“国学+管理”确实是一件双赢的事。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管理随之也要上一个新的档次。企业家不光在技术层面上要有所成长,在精神层面上也需要提升,这种精神层面更多是一种判断力与意志力等人文素养。限于篇幅,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希望各位在管理实践中学好国学,用好国学,活学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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