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恩来的故事
周总理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指导，许多重要决策和原则指示都是在倾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1952年3月，华东局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映当时青工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提出了提高工人技术水平的建议。周总理基于对工业企业和工人队伍状况的深刻了解，对这份报告极为重视。他在报告上亲笔批示，请李富春等中央负责同志迅速“研究其可能性及全国实施方案”。1956年7月前后，周总理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来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当他深入一家钢铁厂的转炉车间视察生产情况时，看到车间炉前工人操作时汗流满面，就非常关切地询问车间负责人：车间的温度有多高?车间负责人回答：有40多度。他马上提出疑问说：我在夏天到过热带地区，那里的温度就有40几度，但还没有你们这里这么炽热。他随即指示要关心工人的疾苦，改善工人的生产条件，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周总理回到北京不久，国务院就向全国发出了《工业企业必须认真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紧急通知，并督促各地迅速做好这项工作。上海工厂企业的防暑降温工作，很快得到了改善和加强。

　　周总理对农业生产的关切，对吃饭问题的重视，同样在许多看来平常、具体的事情上表现出来。1963年4月间，周总理陪同外宾来到上海，在参观马陆人民公社时，他利用这一短暂时间，不但找于部了解实际情况，还深入田头与社员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农业生产、农民口粮及公社经济等情况，实地观察油菜、小麦、棉花的长势，鼓励农民搞好生产，发展经济，努力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示当时传遍了整个上海郊区，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周总理对上海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卫生等方面的重要情况，真是了如指掌，对这些方面工作提出的要求，总是那么切合实际，这自然是同他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分不开的。1956年12月，周总理出席上海科技界的一次座谈会，有人提出上海应当有一个科技活动的场所，他认为符合实际需要，当场表示赞同。后来，市委决定把南昌路上的一座花园楼房改建成科技人员的活动场所，周总理知道了很高兴，并由陈毅同志题写了“科学会堂”四个大字。50年代，周总理有一次来到上海，不久就了解到“大世界”游乐场有个扬剧演员顾玉君的唱功做功都很好。我们特地请这个演员到文艺会堂演唱了一场，并请周总理观看。我们在上海却不了解这位演员的情况，面对周总理如此细致入微的优良作风，不禁感到惭愧。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头条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重要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根据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精神写的。强调“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这篇社论很有针对性，也很有指导意义，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然而，就是这篇社论，却引起了当时那些总想“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的同志的不满。当时上海市委那位主要领导人也借机流露不满情绪。由此可见，坚持实事求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存在着尖锐斗争的。

　　周总理经常告诫党员干部要有勇气面对现实，面对错误，有错误不怕揭露，要勇于承认和改正。他自己几十年来更是一贯严以律己，言行如一，对工作中的个别失误，总是认真检查，从不强调客观原因。这也正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体现。1957年12月和1963年1月，周总理先后两次在上海同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和先进生产者座谈。每当回忆到当时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使我党和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遭到重大损失时，尽管事隔多年，周总理还是感到内疚，认为政治错误属于领导者，“属于我们这样的人”。1962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当时全国仍未从三年经济困难中完全摆脱出来，而各地又在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并且相互攀比，情况相当严重。上海不仅没有坚决实行调整，而且还在强调不符合实际的超高速度，特别是1960年的工业总产值在前两年已分别增长50%和40%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增长45%的高指标，对其他省市产生了不良影响。针对这种状况，刘少奇同志在会议一开始就在发给大家讨论的报告稿中批评了上海。当时上海市委的那个主要负责人自己好大喜功，主观自负，却指责别人“保守”，对少奇同志的批评始终采取回避、沉默的态度。我和曹获秋同志在会上再也坐不住了。在上海代表团会议上，我代表市委作了检查，获秋同志代表市政府作了检查。周总理看了简报深感满意，很有感慨地说：“好久没有听见上海市委同志作自我批评了!”周总理在大会结束时作了发言，强调指出“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要受客观规律的处罚”，同时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把他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所作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中指标过高的责任归于自己。他那情词恳切的自我批评，实际上减轻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压力，同时也作了表率，希望各部门、各地能作自我批评，汲取经验教训。周总理的这种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高尚品格和思想作风，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教育。

　　1957年4月下旬，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记者采写的《周恩来总理在杭州迎候贵宾时，笑谈“城墙”与官僚主义》的重要报道。周总理当时指出：“领导人应该联系群众，别让‘城墙’把自己和群众隔开。”早在1956年7月周总理在上海市第一次党代会上就曾强调提出“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他还说，“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倾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对坚持实事求是，减少和避免产生官僚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1963年5月，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在航行日本的航程中沉没，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周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赶来上海亲自部署调查工作，并指示海军舰队和上海打捞部门的正职领导干部要参加一线调查。当时的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同志就作为领队亲自参加了调查。周总理还登上舰艇，看望参加出海勘察的人员，嘱咐他们一定要把事实真相弄个水落石出，以有利于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发展远洋运输事业。

　　脚踏实地敢求是，心底无私境界高。周总理所以能够在实事求是方面成为我们的楷模，正是因为他胸中毫无私心，而只有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周总理的最伟大之处就在这里，我们向周总理学习的最重要之处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