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在传统社会里，无论是皇室的宗庙还是地方的祠堂抑或是百姓的家庙，其门头上都会写着四个大字“慎终追远”。何为慎终？敬慎地办理亡亲的丧事；何为追远？虔诚地追祭远逝的祖先。为何做到慎终追远，民众的德行就会归于淳厚呢？儒家认为：以哀戚之心为亡亲谨慎地举行葬礼，是奉行孝道的最后表现，这样做能使生者在表达对死者的尊敬和哀思之时，心中会随之而产生珍惜自己的生命并且努力修德行善的信念（儒家认为子女的身体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对已故久远的祖先定期举行祭祀，是传承家风的最佳方式，这样做能提醒后人饮水思源，心存感恩，然后为人处世则比较宽厚仁慈。曾子此言，是鉴于春秋之时“礼教衰微、民多薄于其亲”的现状而提出，目的是讽劝那些处在上位的王公大夫们若能做到慎终追远，则民众就会因此受到感化而纷纷效仿，这样社会风气也就归于淳厚朴实了。
        如此看来，“慎终追远”表面上是指葬祭之事，实际上在其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教育功能，一旦这种观念为全社会所接受并代代相传，便能发挥如同宗教般的作用。事实上，几千年来，古人一直是按照儒家的教诲，谨遵执行的，正如北大的李零先生所说：“古人不但尊老，还敬死人，不但敬刚死的人，还敬死了很久、离自己很远的人，此爱绵绵无绝期，今人是比不了的（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而这种淳朴之风的形成，应当要归功于儒家的教化。其实，儒家是不提倡宗教信仰的，也不相信灵魂的存在，但极重视葬祭之礼。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在今人看来就是倡导封建迷信，匡亚明先生则认为这是孔子确立的“不迷信鬼神而又主张祭祀鬼神和敬畏‘天命’的不彻底的近乎二元论的‘天道’观，但这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匡亚明《孔子评传》）。”匡亚明先生用政治的眼光对孔子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似乎还不够深入，可以说，儒家主张的“慎终追远”，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它不仅让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民众以此寄托了哀思、感悟了生命、秉承了传统；同时又让每一位即将离开人世的人在临死的那一刻得到莫大的安慰，让他相信在他死后，他的子子孙孙都将会记住他、思念他、热爱他，直到永远。这样的信念代代相传，让中国人在面临死亡时心中感到安详和宁静。中国的民众没有信仰宗教的需求，也许从这里能找到答案。人之所以要信仰宗教，主要是想通过它，摆脱因神秘的自然力量和人类自身的情欲对人的侵害而产生的内心的恐惧和忧伤，进而获得精神上的安全感和永恒感。儒家思想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恰恰具有替代宗教的功能，中国人通过尊奉它同样能获得精神上的安全感和永恒感，也就不感到需要宗教的抚慰了。对这一点，近代国学大师辜鸿铭先生是坚信不移的，在他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里有非常深刻的阐述。不过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下的中国人，一方面正在逐渐远离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没有像西方的那种宗教信仰，那么我们拿什么来约束那不断膨胀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