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为晚清著名学者辜鸿铭先生所称道的“良民宗教”，成就了两千五百多年始终保持着一种温良和文雅特质的中国人；也成就了无需像西方那样要用教士或军警来维护安定、而只需通过人人自我约束便能使秩序井然的中国社会。歌德曾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和平的力量，即，义和礼。”这里所说的义和礼，实际上就是儒学的精华，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希伯莱文明曾授予过欧洲人以“义”的知识，但没有授予“礼”，希腊文明曾给过欧洲人以“礼”的知识，但未兼及“义”，而中国儒学的教化是“义”“礼”并重的。欧洲人以犹太教的《圣经》为蓝本，建立了他们现代的欧洲文明。这部《圣经》教导欧洲人要热爱正义，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要行得正。而中国的四书五经——孔子为拯救中华民族而设计的文明蓝图，虽然也这样教导我们中国人，但它还补充了一句：“要识礼。”简而言之，欧洲的宗教要人做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儒学则教人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教人爱人，孔子则教人“爱之以礼”。事实上，要清除世界上一切不义的东西，不能依赖强权，而只能靠我们每个人优雅得体的举止，以礼来自我约束，非礼勿言，非礼勿行，正如孔子所说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挽救原有的中华文明图纸和设计，对文明的蓝图又做了一个新的综合、新的阐发。通过这一工作，他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为国家奠定了一个真实可靠的、理性的、永久的、绝对的基础。在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古代社会，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将儒学作为人生必修的功课，孩子在启蒙时学的第一句话便是“人之初，性本善”，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则是中国人的基本行为准则，而“忠”“孝”观念则成为了中国人的基本信仰。总而言之，是儒学中的“君子之道”成就了中国人身上独有的、那种难以形容的温良或文雅，孔子本人的“温、良、恭、俭、让”则向世人具体地展现了一个地道的中国人的标准形象。
       伦敦大学的汉学家道格拉斯在其儒学研究中曾论述：“孔子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其教化特别适合中国人的天性。”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人天性中就带有一种温和与内敛，若再配之以“义”“礼”的教化，自然就变得温文尔雅、举止有度了。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今日之天下，到处弥漫的是科学精神，科学已经成为衡量一切是非对错的标准，甚至连走路、说话都要以科不科学来定论。人们已习惯于用那又干又硬的头脑进行理性的思考，而不再用心灵的那种温润、爱意和喜悦来感受这个世界。由科技带来的商业文明，让这个世界变得繁花似锦，同时也到处物欲横流。越来越强烈的竞争和占有欲挤走了人们心中那最后一份童真、浪漫和淳朴，一边断子绝孙似的消耗着各种资源，一边极尽科技之能事地制造各种新奇商品，再配之以极具诱惑力的广告，最大程度地煽动着人们的物欲。当社会所提供的欲望远远大于社会所能提供的机会时，生活在这种社会的人们就会感到无尽的压抑和苦闷。
       其实，真正促使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终身奉献于科学事业的动力，是来自于对神秘宇宙的探索欲望和对未知世界的那一份求知，而并非是为获得飞机、大炮之类的东西，物质的创造只不过是在这种探求下的附属品而已。但是，当科技被政治、被金钱“绑架”之后，就不再是像爱因斯坦、达尔文这些伟大的科学家那样出于纯粹的探求，而是变成实现的霸权主义和物质实利主义，于是导弹、航母和核武器就由此诞生了，同时，不惜以牺牲环境、耗尽资源的代价来换取的新奇商品甚至是假冒伪劣也诞生了。不难看出，当科技的发展换来的是军备竞赛和霸权主义时，这种发展只是在加速人类自取灭亡；当科技的发展换来的是生态失衡、资源枯竭时，这种发展只是在催促人类自掘坟墓，等到把地下的东西掏空时再把自己埋葬。如此看来，能毁灭这个世界的除了自然力之外，还有另一种力量——那就是人类的情欲。
        曾几何时，西方在如何约束人类情欲上做了很大努力，先是以宗教，但社会却不堪承受教士们的奢华生活的支出和不断爆发的宗教战争；后又以军警，但军警的奢华支出甚至比教士们的还要高，同时滋生的军国主义曾两度把世界各国卷入战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方的中国，这个有着5000年文明而绵延不绝的国度，在儒学的教化下，竟然维持了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社会的长久和谐与稳定，而且不需要支付昂贵的教士和军警的开销。而当前，尽管资本主义的文明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并让世界在物质条件上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同时也埋下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许西方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会有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的集会上，发出这样的呼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儒学，千年传承，历久弥新。对今人来说，它犹如前进道路上的一盏的明灯，可以照亮我们的前程，指引我们踏上人生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