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西方管理学界领导理论诞生以来，先后经历了特质领导理论、行为领导理论、权变领导理论、魅力领导理论、变革领导理论等阶段的发展，这些理论的诞生无疑为领导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它们的共同缺陷是均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没有触及到领导力理论的本质内涵，局限于某一个有限的方面，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尽管当今最前沿的领导力研究已发展到以价值观为导向的领导力理论阶段，但是该理论没有告诉领导者价值观的判断基础为何？如何建立一整套系统的以价值观为导向的领导力培养体系？因此，领导者们迫切需要对自身零碎的知识体系做出总体系统的整合，得出领导学本质人性规律的揭示，最终找到一条普适性的、易知易行的领导学成功规律。然而，面临当前浩如烟海的领导力理论，领导者们却无所适从，迷失了方向。这正如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百年》中的“观念决定生死”中写到：“虽然目前管理者们都渴求清晰、不模棱两可的信息，但他们现在却得不到。他们浸淫在讨论如何创造国际化组织的报告和书籍之中，但他们还是不停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在对大型国际化公司进行详细的案例研究之后，我们得到很多知识，但却都是些支离破碎的知识。这样就导致管理者总是保持对新思想、新解释和新的公司灵药的寻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消费很多安慰剂。但正是这种知识的需求却使管理独立成为一个职业。”到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结果真如克雷纳所说的那样：管理只有永恒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圣哲们却认为，确实有这么一条修齐治平之道可以让我们认识和把握。只是我们自身对传统文化的断档和肤浅，导致了我们对圣哲思想的忽视与偏见。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领导哲学从阐释世界与人生本原最基本的规律出发，得到了对领导理论最精辟的阐述和分析，并且对领导的内涵做出了最为本质和精准的界定。早在2500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曾子所著《大学》里就已经阐明了这个问题：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安，安而后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一个经历了千百年所考验并至今还在广为流传的思想，如果不具备内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那它一定无法久远流长。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领导哲学在管理实践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也正是笔者致力于儒学领导力研究的根本缘由和动力所在。
        综观人类文明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能象中国这样历经劫难却依然经久不衰，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没有历史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应该审慎对待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五千年来的超稳定性，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内在合理性最有力的证明。一个文明只有具备了与客观规律相一致的内在合理性，才能真正地持久稳定。明“道”、顺“道”和行“道”正是儒家学说在管理活动中的根本思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推天理，明人事”中国文化无疑是把宇宙的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运用在人文社会上。而西方的科学思想仅过分注重在自然世界的把握上。如果说牛顿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自然规律看得更为深远的话，那么无疑站在孔子、老子、孟子、释迦等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将体会得更为清晰透彻。正是这种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的规律，才是建立涵括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领导哲学的基石所在，这也是人类千百年来共同智慧的结晶，理当不分文化和种族，为人类所共享。
        比如当代东方“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模式已印证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领导智慧具有着高度的现实可行性。以至于世界称许东南亚工业化地区为“儒教东亚工业文明”，日本为“儒教资本主义”。在世界商战中，日本内以“四书五经”求和，外以“孙子兵法”为战，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中唯一非西方国家。素有日本近代工业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在总结他的领导生涯过程中写下了畅销世界的名著《论语与算盘》。而被称为日本经营四圣之一的当今唯一健在的企业家稻盛和夫，在接受我国央视二套专访时，当被问及其经营的根本诀窍是什么，则郑重地写下了四个字“敬天爱人”，而这正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至于韩国则用不到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历经1个世纪的工业化道路。新加坡业已迈入新兴发达国家，被人们盛誉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说到：“尽管东方世界在自然科学的创造及文明程度落后于西方，但是东方的人文科学、道德伦理、处世哲理，以及东方世界人们的精神状态，都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文化价值观是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
新加坡力从两方面治理入手，一是从严立法、从严执法，二是建立“东方道德价值观”。前者治标，后者治本，两者相辅相成，即《论语》所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创造了新加坡经济成功的奇迹。
       对于在当前最前沿的以价值观为导向的领导理论中，价值观的确定至关重要，而中国儒家思想恰恰为价值观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成为其最为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因此，如何将中国传统领导哲学与现代西方领导理论的精髓相结合，为领导者提供一套基于儒家领导哲学思想、具有系统性和普适性的领导力修炼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